隱性價值在會議中的作用

會議這種群體面對面的方式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肯定與人們的社會需求有關，這些需求包括組織者的需求、參與者機構與個人的需求以及會議在落地過程中激發出來的舉辦地需求，等等。這些需求是直接而強大的，因而需要以顯性的方式來加以滿足。會議的顯性價值比較直接，因而也相對容易測量。比如，組織一個會議的效果如何，可以通過一些關鍵指標的變化來測定，這些指標可以與參會者數量及質量、嘉賓情況、參會者體驗效果、簽約數、論文數等有關；參加一個會議的效果，可以包括認識了幾個人、談了幾個客戶、解決了幾個問題、考察了幾個地方、帶回來了多少資料等。從體驗角度講，自己感覺爽不爽，也是評判參會效果的一種重要方式；目的地引進了一個會議，效果如何，同樣有自己的標準——帶動重點產業發展、提升城市形象、拉動區域消費，甚至還會包括主要領導人比較個人的訴求等。

除了以上的那些顯而易見的價值之外，會議還會具有一些沒有被標注出來的價值，即隱性價值。所謂隱性價值，就是實際上存在可又很難直接寫明的那部分價值。會議的隱性價值中，最主要的就是關于社會地位與等級劃分的。

人類屬于社會性動物，而社會性動物是被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這種等級劃分可以是多角度的——政治性的、經濟性的、管理性的、專業性的，有時候甚至就是特定群體根據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甚至個頭高低等因素而約定的。總之，人是一定要被分成不同等級、扮演不同角色的，否則人群之間的協作就無法順利完成。這種不同的等級，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社會地位。對于更高級別社會地位的追求，是人作為社會性動物最持續、最強烈的訴求之一。否則，馬斯洛也不會將“尋求尊重”、“追求自我實現”放到人類需求的那兩個最高的層次上。

規定或者劃分人類等級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文件規定、領導宣布、推選、自薦、考試等，可要把這種等級呈現出來就只有通過會議、活動等面對面的方式。實踐表明，會議、活動等群體面對面的方式，是宣示并體現社會地位、社會等級的最佳場景。

如果說社會協作的需要是會議產生和發展的基本推動力，那么人們對于更高社會地位的追求則讓會議更有吸引力、更富效率、更加色彩斑斕。想想看，你參加過的會議，尤其是那些層次較高的，凡是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人，包括組織機構的負責人、嘉賓、演講人、分享者等，大多都是該領域社會地位較高者。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不是自己說了算的，是騾子是馬，在該行業、該領域、該機構、該地區、該群體最高層次的會議上牽出來遛一遛，馬上就能見分曉。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議，就是一種排座次的工具，它一方面會確認人們現有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又會激勵更多的人為了更高的社會地位而不斷努力。

不僅人有社會地位高低之分，國家、城市、機構、社會群體也有。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它們也是由人來管理和運作的，人的社會訴求也一定會在其中體現出來。而且，人的這種對于更高社會地位的追求還會與國家、城市、機構、社會群體的目標疊加在一起，從而讓這種力量變得更為強大。這種由個人與其所在機構疊加起來的在群體互動中彰顯出來的力量，通常被稱為“話語權”。人只是這種“話語權”的“代言人”，其背后的支撐力是該國家、城市、機構或社會群體的實力。實力是不斷變化的，因而“話語權”也需要不斷做出調整。人們對于“話語權”的追求還會體現在，如果現存的會議平臺不能滿足這種與其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需求，那么人們就有可能再“造”一個會議平臺甚至一個組織機構，直到這種新的“話語權”成果徹底體現出來。一個典型的會議（平臺）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組織者、參與者各方實力較量的歷史。

兩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兩個概念并不矛盾。會議中講求的“平等”，主要是指對于會議參與者的基本尊重，給參與者平等交流的機會，讓參與者獲得更好的會議體驗。所有人都知道，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是絕對平等的，相對的等級劃分是社會有序運行的必要條件，當然也是會議成功舉行并讓參與者獲得會議價值的有效方式。

做會議和活動，真的不是很容易，你既要把擺在桌面上的事情做好，完成一些硬性指標，還要把人們不太容易說出口而又一直惦記著的東西記在心里，并巧妙地落實在行動上。所以說，會議既是一門科學，需要量化指標，建立可重復的操作模式，又是一門藝術，因為很多東西需要操作者憑借自己的智慧，來拿捏合適的分寸。